导语：精准扶贫是*同志扶贫、脱贫理论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突破和创新，是现阶段扶贫、脱贫的重要武器。下面是党员干部2017精准扶贫民主生活会发言稿，欢迎参考。
数字脱贫、产业盲目跟风、干部驻村走过场……在量大面广的扶贫工作中，类似问题或有耳闻，但10月下旬国务院扶贫办的一纸通知，还是让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形式主义对扶贫工作的干扰。对这类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揭开盖子、对症下药，将有力促进各地各级的扶贫攻坚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国务院扶贫办的通知中，“切断形式主义的思想根源”一句显得尤为醒目。广大党员干部要认识到，扶贫不是简单的数字竞赛，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行为，不是敷衍应付的任务“过关”。扶贫攻坚是庄严的国家承诺和政治任务，也是不断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艰辛过程，只有直面问题和矛盾才能砥砺前行。一些局部性、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虽然不足以动摇扶贫攻坚整体大局，但其危险性和破坏性却不容忽视，趁早发现才能趁早解决，认识到位才能行动坚定。
解决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问题，全面落实“精准”要求是关键，要把“精准”要求贯穿到扶贫攻坚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贫困识别和退出要精准，坚持时间服从质量，严防急躁症和弄虚作假;产业扶贫要精准，坚持因地制宜、量体裁衣，不搞盲目跟风和“花架子”;扶贫考核要精准，要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对“达标”考核既有量化标准，更要注重社会评价和反馈。
强调: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要重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让他们的心热起来、行动起来，靠辛勤劳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事业。贯彻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扶贫攻坚同时也是全社会凝心聚力的过程，党委政府和党员干部是扶贫脱贫的主力军，但不能因此忘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工作方法。在以往的扶贫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脱离实际、闭门决策、大包大揽、单向“输血”等做法，不仅严重削弱扶贫脱贫成效，也对政府公信力造成负面影响。有鉴于此，各地在具体实践中一方面要发挥各个扶贫工作主体的能动性，形成优势互补和力量共济，另一方要引入第三方力量对减贫、脱贫成效开展评估，提高评估的专业性、客观性和社会认可度。
纠正扶贫领域的形式主义问题，必须依靠纪检监察、审计、媒体、群众等各方监督力量。要以党纪国法为准绳，严肃查处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私分侵占扶贫资金和集体资金，以及在扶贫工作中优亲厚友、吃拿卡要等问题，严厉打击扶贫工作中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一步促进监管细化和监管下沉，对县、乡、村三级扶贫资金使用等加大检查密度和监督力度;对扶贫工作中形式主义的典型案例要敢于曝光，露头就打，促进工作纪律严起来，工作作风实起来。能否在扶贫工作中坚决杜绝形式主义，是对各级干部是否做到“三严三实”的一次大检验。
“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国的脱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精准”方略引领下的脱贫攻坚不断开创新局面，及时发现和坚决纠正扶贫领域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体现了我们打赢“十三五”脱贫攻坚硬战的坚强决心和自律意识，只有严格落实中央要求，不断扎紧制度篱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寸功寸进，反对和摒弃一切的形式主义，我们才能收获这场硬战的最终全面胜利。
“精准扶贫”是*同志在2013年11月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的扶贫思想。经过三年多来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精准扶贫”思想不仅是我国当前扶贫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而且具有丰富的理论品格，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实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政策保障。
“精准扶贫”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一无所有，会使得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工人仅能获得生存工资。随着资本积累的加剧，工人与资本家的财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建国初期，毛泽东意识到整个中国特别是农村还非常贫困落后。如何消除贫困、发展生产力呢，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这是当时社会面临的重大决策。毛泽东的选择是。改革开放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贫困问题或温饱问题在十年浩劫之后，显得尤为突出。邓小平一方面坚持，“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只能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另一方面，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贫困问题在整体上已得到较大的解决，但部分边远山区由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因素，还存在相当程度的贫困现象。新形势下，*同志提出“精准扶贫”思想，使扶贫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实事求是工作作风的具体体现。
“精准扶贫”符合中国现阶段贫困的基本事实。从纵向上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贫困率下降迅速。据世界银行数据，如果以2011年购买力平价(PPP)下每人日均1.9美元为贫困标准，1981年，全国贫困人口比例为88.3%，2011年，全国贫困人口比例已下降至7.9%，十八大之后下降趋势明显加快，2012年的贫困率下降为6.47%，2013年则仅为1.85%。但从横向上看，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巨大。从城乡角度，以国家划定的贫困标准，城市贫困人口比例不到1%，农村贫困人口约为7.2%。从地区角度，2012年全国划定的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基本上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边境地区。这些特征性事实是“精准扶贫”思想的现实基础。中国的贫困人口比例下降迅速，但城乡、地区差异较大，如果按照过去思路，试图以经济增长的“大水漫灌”和“遍撒胡椒面”的方式来实现整体脱贫，效果有限。现阶段，扶贫必须精准。
“精准扶贫”符合中国贫困因素多样化的客观现实。宏观上看，地理位置因素是制约老少边穷地区脱贫的重要原因，但具体到家户、个体等微观层面，贫困的相关因素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经济结构单一、劳动技能不足、交通出行不便、因病返贫、生育子女过多、社交网络封闭、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基层社会保障不到位等等，都有可能造成个体陷入贫困状态。多样化的贫困因素，要求扶贫必须要扶到点上、根上。“精准扶贫”思想中的“六个精准”理念和“五个一批”工程，便是针对当前贫困现状的关键举措。“六个精准”各有侧重：扶贫对象精准，确保有的放矢;项目安排精准，避免“手榴弹炸跳蚤”;资金使用精准，避免贪污浪费;措施到户精准，确保因人制宜;因村派人精准，熟悉村情民情;脱贫成效精准，避免口头文章。“五个一批”精准打击：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强调脱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易地搬迁脱贫一批，贫困人口融入富裕地区，先富带后富，最终共同富裕;生态补偿脱贫一批，要想保住绿水青山，就要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农村脱贫，政府不能缺位。
精准扶贫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效政策手段。城乡差距一直是影响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1978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大约为2.57。改革开放后，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收入差距有所缩小，1983年降至1.82，。但随着农村改革红利的消失，城乡差距又逐渐扩大，2012年，比值为3.1(国家统计局)。城乡差距扩大背后的原因很多，比如地方政府偏向城市的财政政策，农村公共服务不足、税费负担重，但相当部分农村人口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肯定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一部分农村居民不能享受经济增长的红利，即使未来农村整体上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农村内部差距、城乡差距依然不会得到改观，甚至会越来越严重，这会严重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十三五规划”指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要打赢扶贫攻坚战，就必须实施精准扶贫。
简言之，“精准扶贫”是*同志扶贫、脱贫理论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突破和创新，是现阶段扶贫、脱贫的重要武器。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临近，扶贫开发也到了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这就要求社会各界认真学习、贯彻、运用这一思想。学术界要发掘这一理论的精髓，并做好向社会解释和宣传的工作;地方政府要熟练掌握、灵活运用这一攻贫利器，出实招、下实工、见实效。只有“精准扶贫”，才能全面脱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针对减贫形势变化，在扶贫开发顶层设计上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精准扶贫重要思想是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来的，之后又进一步诠释为“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其实质是指针对不同区域环境、不同贫困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采取不同对策的治贫方式。这一战略思想是对减贫理论的传承和创新，是对我国扶贫方略的集成和重塑，是涵盖“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治理”的科学体系。
在扶贫实践中，各地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探索创新，涌现了一批好典型、好经验、好做法。然而，在精准扶贫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主观和客观上的定向偏差，引发了一系列需要高度关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当前必须立足“精准”二字，科学研判现阶段扶贫工作的新特征、新瓶颈、新症结，通过更具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有效处理好精准扶贫过程中影响全局的若干重要关系，保障精准扶贫战略顺利推进，确保实现预期脱贫目标。对于精准扶贫不精准、靶向疗法脱靶偏向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将“精准”二字落细落小落实。
识别机制重在自下而上。逐步改变“自上而下”定规模、分指标的甄别方法，探索实行自下而上、层层累加、精确计算、全面科学的多元识别机制，推动实现由数字式减贫转向实质性减贫。一是社区化识别。在农村社区内部实行公开测评和比选，由农户自我申请或集体推选，通过对象摸底、民主评议、入户调查、村内公示等流程，最终确定扶贫对象。进一步加大贫困信息公开力度，每一户贫困户都要在村里公示基本情况，接受村民监督，每个县的总体贫困情况都要向社会公开。二是台账化管理。以乡镇为单位，依托乡级政府扶贫、财政所力量，利用农民补贴网，对每一名贫困人口都建立登记卡，准确记录家庭、收入、身体等详细状况，并实现信息联网，随时更新，随时可以查阅。三是指标化测定。借助专家力量，研究构建科学的多维贫困评价标准，做到既以收入标准衡量“贫”，又综合反映健康、就业、住房、教育等生活方面的“困”。四是动态化退出。不论是贫困县，还是贫困人口，都要能进能出，可上可下，动态调整。同时，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引导和鼓励贫困地区主动脱贫。
帮扶机制重在分类施策。区别不同地区的贫困原因、发展潜力等因素，按照“五个一批”的思路，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突出特色发展，一区一策、一域一策，不能搞“一刀切”。一是在“发展生产脱贫一批”中，通过适当的政策优惠，引导民营资本到贫困地区设立加工生产基地，促进当地就业。支持扶贫经济组织参与精准扶贫，采取贷款贴息、项目扶持、财政银行保险联动等方式，鼓励和引导工商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扶贫对象通过直接帮扶、委托帮扶、股份合作等模式结成利益联结共同体。二是在“易地搬迁一批”中，开展搬迁主体后期发展扶持专项行动，重视易地扶贫搬迁的质量、可持续性和风险防御能力建设。三是在“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中，引入市场机制，尤其是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特别是就业培训上，改变以往分指标的方式，通过设置准入门槛和政府采购，确定多种类型的定点培训机构，贫困人群凭政府发放的培训通知，可按需选择培训项目和培训地点，切实提升培训效果。四是在“生态补偿脱贫一批”中，加快健全贫困地区质量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创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产品市场交易、生态保护多元补偿协同推进机制;推进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通过政府购买劳务促进贫困人口就业。五是在“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中，加快推进低保标准和脱贫标准“两线合一”，实现政策内部衔接，形成兜底扶贫合力。
治理机制重在协同善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行善治，增强贫困地区自我治理、自我发展能力。一是政策制定要共同参与。在扶贫制度设计层面，充分吸收基层政府尤其是县乡一级的智慧，充分尊重其利益和诉求。二是政策实施要共同推进。整合分散在扶贫、发改、财政、农林水等部门的扶贫资源，拼盘做菜、各记其功，打好政策“组合拳”，形成扶贫合力。同时，在扶贫对象确认、扶贫需求评估、扶贫项目选择、扶贫项目实施、扶贫绩效评估等方面，全面提高贫困户的参与度，不能搞“关门扶贫”“单边扶贫”。三是政策创新要共同探索。借鉴“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建立精准扶贫领域的“PNP”(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模式，采取政府购买、以奖代补等多种方式，充分利用NGO在精准帮扶方面的“精准性、专业性、服务性”优势，对接贫困户个性化、多元化、碎片化需求，在政府和贫困户之间搭建桥梁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