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一经提出，旋即得到了海内外的共同响应,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努力把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我国沿途沿线各地，更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立足现有基础，发挥各自优势，力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赢得先机。下面是思而学教育网小编收集的一带一路形势与政策课心得体会，欢迎大家阅读!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大多是历史上各大文明兴衰起伏、人类文化多样性最复杂的地区，也是政治环境较不稳定的国家。故“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些国家顺利落地一定要坚持“文化先导、攻心为上”。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如果要长久和可持续，并且互利共赢，以“文化亲近感”的“民心相通”一环最为重要。
在19世纪前的2000年里，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的“文明中心”，其伦理观念、经典文献、语言文字、典章制度、甚至手工艺技艺、科学技术等均为周边国家所效仿。那时的中国绝对是典型的“文明型国家”。古往今来，起起灭灭、盛极一时的强国或霸道之国也不在少数，但称得上“文明型国家”的寥若晨星。
今天，当中国再度成为全球性国家之时，更需要有渠道多样、内容广泛的国际交流：它依托着现代文化贸易和服务、学术交流、大众旅游以及各类民营、民间组织的积极互动等多种方式。
民心植根于民间，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应更加关注民间组织在文化贸易、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促进公共文化外交的活跃发展。文化领域是高度复杂的，与其他产品不同，文化产品与服务除了具有经济价值之外，还具有文化价值。文化价值又是多层面的，包括审美价值、象征价值、精神价值、历史价值等等。如果经济价值可以使用经济学术语解释清楚，但文化价值是不能简单地用金钱来进行评估，文化领域因此需要多元化、多层次、多机制的复杂交换和评价系统来适应文化产品的复杂性。这就是文化领域需要法制，但是又非单纯的法制能够管理的原因。这也决定了文化交流不宜一味依赖于政府唱主角，而更宜以民间交流为主，要充分发挥民营、民间机构作用。
从我长期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的经验来看，文化消费贴近生活融入生活，是最易于在不同民族的人民之间交流的。那些精美的手工艺技艺、书画艺术、歌舞艺术受到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喜爱。而那些附着在日常生活用品上的文化符号，更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增加着各国和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好感。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十几年来力推“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原因。所以我建议：全面研究全球文化贸易发展现状，为相关政策的出台提供依据;特别要了解联络世界各国民间的文化艺术节活动 ，以各种方式鼓励中国的艺术家参加国际艺术交流活动。
民心相通，既需要“中华文化走出去”，还应该鼓励 国外优秀文化“走进来”。只有“双向交流”才能可持续发展。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看，我们不仅应该通过文化贸易向他们推广、介绍、输出精美的中国文化产品，也应该向他们购买和进口具有他们本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用中国文化消费市场的巨大需求，通过市场机制，拉动他们国家的文化发展。为了提高与“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贸易的水平，我们还可以有计划地培训他们的文化创意人才，提升其文化资源的市场转化能力。所以在国家有关鼓励文化贸易的专项基金中一定要有进出口双向鼓励政策，特别是要增加鼓励进口“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产品的内容。这样也可以做到文化交流，利益互惠。
人类对于美好事物与和平的向往是共通的，无论生活在哪一块土地上的人们，都希望世界和平，生活富足，而这种理想只有在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回顾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交流手段看上去并不复杂，仿佛平常人们走亲戚一般，大家带着礼物、情谊，以平和友好的姿态，相互学习与借鉴，所到之处、以理服人、以物赠人、以德待人。最后，我们既收获了西方的新知识新技术，也收获了友谊和邻国对中国的尊重。这种交流的形式本身就彰显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和为人之道： 润物细无声，滴水穿石，大道无形。
如此，民心相通的“一带一路”定会走得更加久长。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中国向世界贡献智慧，尤其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帮助几亿人口摆脱贫困的发展模式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发展可能性的方案，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也能回应世界关于“中国崛起之后何去何从”的疑问：中国将为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承担更多责任。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恰逢次贷危机之后，欧美国家通过刺激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应对危机，政府大幅介入市场。此前发展中国家多次遭遇金融危机后，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每次都会提出苛刻的救助条件以及财政紧缩的药方。而面对金融与债务危机，欧美政府却不再遵从这些理念，反其道而行之，IMF可信度严重受损。
这使得危机爆发后，七国集团(G7)、IMF等几乎原有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失去作用，代之以二十国集团(G20)框架应对全球危机。美国在全球推广的自由市场模式自身遇到危机，在此理念之下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也不同程度失败，要求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G20、金砖国家集团等组织走上历史舞台。
2008年爆发的欧美金融危机，不仅让自由市场模式遭受质疑，另一个重大影响是，此前全球的经济结构中，欧美等发达国家是主要的需求市场，东亚地区则是主要的制造业基地，中东、非洲等地区主要供应能源和资源。但是，危机使得欧美国家经济遭受重创，欧洲的债务问题以及美国家庭、企业去杠杆，导致需求大幅萎缩，而且在很长的时间内，他们需要增加储蓄，减少支出才能恢复平衡。
全球发展中国家急需一个新的方向与发展模式，同时也渴望出现新的替代需求帮助振兴经济。“一带一路”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倡议，当世界丧失方向与前进的动力之后，雪中送炭式的“一带一路”方案闪耀着光芒。从一开始就受到欧亚大陆另一端欧洲的欢迎，而在东南亚等地区，互通互联的倡议让很多国家纷纷提出了基建项目需求，到今天不仅已经有巨大的收获，欢迎程度也远超预期。
作为追赶型国家，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用“要想富先修路”来表达，只有建立起能够满足生产与物流的基础设施，才能吸引更多的产业投资，逐步发展起来。但是，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现状看，落后的基础设施已严重制约未来经济发展。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基础设施的不足已经成为了亚洲经济增长的瓶颈，到2030年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总计将超过22.6万亿美元，在2010-2020年，升级改造并扩建基础设施网络成为亚洲发展的主要任务。
因此，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各国都在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背景下，中国总结自身发展经验提出 “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倡议，将更多国家和更多资源吸引到公共产品建设中来，以便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逐渐形成区域性或区域间公共产品供应的新格局，为各国经济以及社会发展奠定新基础、创造新条件，并在合作方之间建立较长期的经济协作活动。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倡议并成功组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以便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截至目前，一些重大项目已经落地，具有丰富的项目储备。越来越多的国家踊跃参与并希望借助“一带一路”为自己的国家带来机会和希望。
“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倡议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首先，中国为全球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几乎可以说唯一有价值的方案，中国的成就、经验与支持也让这个方案更有魅力;其次，改变了此前全球治理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格局，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精神，对全球治理做出发展与贡献，也是一次确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益尝试。
当然，基于开放、包容、透明理念的“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金融机构、新的国际合作平台等，都不会挑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而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补充与完善，是全球治理的新载体，也将会孕育一个更加民主的全球治理体系。
